十 週 年 慶 專 刊(88年1月)
蔣經國基金會十周年慶--中國研究何去何從？ 狄百瑞 撰／ 王德威 譯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蔣經國基金會在北美的歷史性角色 高英茂
俞 國 華
民國七十八年元月十二日，我國第一個國際性和學術性的大型基金會，在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周年的前夕成立。在這十年中，全球漢學界對「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態度，從懷疑轉為肯定，從冷漠轉為推崇。因此，我們可以自傲地說，對提昇國際間研究漢學的興趣和水準，我們盡了一分心力，也得到了一些收獲。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的業務地區涵蓋了中華民國、美洲、歐洲和亞洲太平洋，共有410個學術機構，1175件各類與中華文化有關的學術研究計畫接受補助，其中大約有1078位學者參與了這些計畫的研究工作。在學術機構中，有的是對中國研究已具深厚基礎的國際著名學府，有的是原無這方面課程而規模較小的學院。在學者之中，有的是士林敬重的漢學家，有的是剛入門的年青學子。
當我們愈接近二十世紀的盡端，愈能感覺到在這將逝的時代裡雖曾締造了許多人類前所未見的成就，卻也留下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困惑。因此，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竭盡全力的尋找解惑之道。中華文化乃是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滄桑累積而成的結晶，其中或許蘊藏了一些其他文明所無的經驗；而在這些經驗裡，又或許隱含了可供人類尋覓新方向的啟示。本會以協助國際間對中華文化有深度的瞭解為宗旨，更是期許能在交替迷茫的時際，提供純學術性交流的服務。
所有的成果，必然是來自許多直接和間接支持的累積，如企業界領袖、政府及一般民間人士的慷慨捐贈、海內外學者的盡心策勵、歐美先進基金會的鼎力相助、關心中華文化之人士的不吝賜教、本會同仁克守職責、歷屆董事的縝密規畫等等，都是我們能平順成長的主要力量。
回顧過去的十年，我們雖努力地學習和改進，疏失之處仍多，祈請各界先進繼續給我們鼓勵和指正。
展望將來，我們充滿了樂觀，世界的和平秩序正逐漸建立，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將可更為通暢，也更容易促進各民族和文化間的相互尊重。因此學術交流將更可彰顯其功能，而我們的責任也更為加重。本人謹鄭重呼籲各國的人民和政府，給予學術更多的支持，讓學術發揮更大的力量，使人類的爭執終至消弭。
回 首 十 年 間
李 亦 園
民國七十八年元月我受命負責開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行政部門以來，攸忽已經屆滿十年的時間。蔣經國基金會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國內的經費獎助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文化的基金會，但是對我個人來說，參與補助學術研究經費的管理工作經驗，卻不是第一次。從民國五十一年起至六十二年的十年間，我曾參與先師李濟教授所主持的「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的工作。「東亞學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所資助的一個機構，其目的在獎助當時國內很窮困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當年東亞學會全年的經費最高未超過美金四萬元，但是每年也補助了二十個左右的研究計畫，以及十來個研究生獎學金，對其時國內的學術界有很大幫助，而後來的「長期科學委員會」即是以「東亞學會」的模式而設置的。「東亞學會」運作約有十五年的期間，我個人參與其工作在其後期的十年間，先是擔任委員，其後又短期兼任執行秘書，所以對會務也很熟識，如今回想起來，再與現在的蔣經國基金會的情況作一比較，真是感慨良多。感慨最多的莫過於關於經費的數目與來源。東亞學會當時的年預算不過四萬美金上下，比起現在蔣經國基金會的年補助費近五百萬美金，真是差別太大，雖然三十年的幣值差距也不少，但總也有二十倍以上的差別。自然當年東亞學會資助的範圍僅止於國內，而如今基金會則以全球的漢學研究機構為對象，其範圍亦大有不同。當年東亞學會的經費來自國外，也就是由哈佛燕京學社逐年撥款支付，而現在蔣經國基金會則是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企業界共同捐助成為基金，每年經營孳息以作為年度經費，其間性質與意義的差別，又要比起年度經費的差別要大的多了。三十多年來國內經濟的成長，國際學術界相互關係的種種變遷，我個人的經歷從東亞學會到蔣經國基金會的過程，不僅是感觸萬千，而那種文化自尊的感情更是難於形容於有形！
除去基本性質的差異外，三十多年來社會的變遷、學術思想典範的轉換、機構組織形態的進步等等因素，也使當代的蔣經國基金會在運作管理上與東亞學會有許許多多不同之處，回想起來再加比較，也是很值得細加討論的。當年東亞學會的組織就只有一個委員會，既是政策決定的層次，也是學術評審的層次，也就是政策與學術評審合而為一的組織，是一個較簡單的組織形態。現在的蔣經國基金會則是決定政策的董事會與評定學術標準的諮議委員會在功能上有明顯的分隔。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共有二十一位董事，由資深政府人士、學者專家以及企業界捐獻者三部份組成，每三年改選一屆。董事會釐定基本政策、管理基金之運用，每年並依孳息獲利的情況決定獎助款項之金額與諮議委員會所推薦之給獎名單。在諮議委員會方面，本會因獎助地區之不同，設有美洲、歐洲、亞太與國內等四個地區諮議委員，每一委員會聘有九至十三位各該地區之資深華裔學者為委員，分別審議全球各地提出之申請計畫。諮議委員會每年召開一至三次會議，決定各申請案的國內外審查人選，然後在複審會議中決定入選名單及其先後次序，並向董事會提出推薦。董事會在每年五月份的第二次集會中審議四地區諮議會推薦入選初步名單，決定給獎之最後人選。董事會通常因預算情況，刪除諮議會推薦初步名單的若干計畫，但絕對遵重諮議推薦之次序不予更動，也就是說只依次序刪去推薦名單的最後部份，而不更動其他次序。這一過程是基金會組織結構的最重要特色，十年來董事會與諮議會配合無間，也因此建了基金會的學術聲望，並普遍為全球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術界所肯定。這樣的結構設計固然是第一屆董事們精心策劃，但是事後董事們與諮議委員們的共同努力才是維持這一制度於不墜的主要因素。以這樣龐大基金且略帶有官方色彩的全球性基金會，要維持其高程度旳學術標準，最少在開創初期是相當困難的，其間資深董事們的諒解並且曲意維護辯解，使許多誤解得以澄清；而諮議委員們盡力摒除私見與利害，以唯一的學術標準評審入選的計畫，才能使我們的運作過程逐漸制度化下來，而終於為學術界普遍的接受。這是我回顧十年來的工作，首先要向本會的董事們與諮議委員們表示最大敬意與謝意之處。
本會諮議委員會的運作過程，也是很值得加以說明的。美洲、歐洲、亞太與國內四地區委員會的委員都是各地區代表不同學科的資深學者，藉重他們的學術經驗與資望，每年為本會所收到的申請計畫作評審。諮議委員先決定書面審查人名單，然後在複審中依據書面審查意見投票決定入選計畫，投票的辦法通常是依不同計畫性質分類再作排序（ranking）的決定，我自己是委員會開會時的主席，可以說明各計畫的內容情況，但並不參加投票，以維持客觀的立場。諮議委員會委員每屆任期兩年，每屆委員輪替更換三分之一，因此得維持委員的開放性與多元性，間接地也就更能使學術的客觀標準得以保持。這一審議的方式是使本會在十年來在申請案件與得獎案間之比率，在四地區中一直維持在33％至35％之間，也就是得獎率是三分之一的水準，這也是受學術界所看重的因素之一。
蔣經國基金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獎助、提倡海外對中華文化的研究，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定義是較廣泛的，包括中華文化的古典與現代研究、台灣地區的研究、海外華人離散族裔（diaspora）的研究以及有關中國的比較研究等等。基金會在獎助類別上則有六項主要的業務範疇，包括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類、研究機構補助類、學術研討會類、編著出版計畫類、資深及傑出學者講座或補助類、研究生獎助類等，惟各地區亦有個別不同變化的小類別，以適合各地區的特殊需要。雖然基本上有這廣泛的文化範圍以及種種獎助類別，但是基金會從成立以來，從未企圖設定一個特定的研究趨勢與方向，也從來未表示那些是我們特別有興趣或特別鼓勵的領域。換而言之，我們從未因為我們是給錢的機構而企圖規範或約束學術研究的方向，這種開放甚或被動的態度，是使學術界逐漸消除許多不必要的疑慮，而給予普遍肯定與承認的另一因素。雖然這種開放而較被動地接受申請計畫的態度，開始之時有被批評為過於消極的作法，但是經過較長久的時間發展之後，被動的接受中也發展出一種合理的趨勢，例如在較佔多數的美洲申請計畫中，我們已可以看到從早期較著重於語文教學，中期轉變為歷史文化的研究，而最近則出現較多不同學科的科際綜合研究計畫，這種現象勿寧說是開放中自然演變的合理趨勢，也是使我們增加信心而倍覺可喜的現象。
我們在各地區的獎助，也特別注意當地特殊的需要而作分別處理，我們特別注意地區內部均衡性的意義，在獎助上對學術重鎮固作「錦上添花」的資助，但也注意於較不發展機構或地域的「雪中送炭」。在歐洲我們已和十八個國家的研究機構有合作關係，四至五個國家是歐洲主要的漢學研究地區，這包括英、法、德、荷及瑞典等，這些國家的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和我們都來往密切。但基金會也未忽略南歐及東歐的關係，我們在匈牙利、波蘭、芬蘭與捷克都有計畫補助，從去年開始，還資助捷克首都布拉革最古老大學查爾斯大學成立「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藉此協助恢復他們的漢學研究傳統。至於在美洲，我們補助的重點固有很多是著名的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柏克萊、史坦福、哥倫比亞與普林斯敦等，但也對南方的小型大學給予許多協助，包括新教員的聘任以及建立教學共同組合等等。由於多年的努力，獎助的成果已逐漸顯現，並為一般學術界所深知，也引起其他基金會和企業界的注意，因此已有包括如魯斯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歐洲科學協會等的跟進與合作，而在美國也有奇異公司與花旗銀行協助支持研究計畫，在東亞則與日本豐田Toyota金基會及台北的喜瑪拉雅基金會共組亞洲基金會聯合組織，共同支持合作計畫。這些都可說是多年的耕耘之後，所附帶產生的計畫外的計畫，不但使我們增加了許多額外的友人，也增加了我們新的信心。
拿錢資助別人，看來似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並不然，因為給錢的過程中，總是有一些人可以得到，而另一些人不能得到，如何給的公平，便是不容易的事。基金會以學術標準作為最根本的判斷，但是要維持嚴格的學術標準，也是要克服很多困難的，十年來的努力，勉強能取信於世界學術界，可是如何堅持這一純學術的立場，以及如何改進一步改進評審的辦法，使能適應日新月異的學術潮流，恐也是我們更要警惕努力之處。基金會在開始設立之時，總有人疑慮為什麼要拿錢資助外國人做研究，而持這種意見的人到今天仍然存在。其實稍用寬廣的學術視野來理解，就可以明白不論研究廣義的中華文化，或者以今日台灣種種發展為重心的研究，在當代全球化趨勢日益普遍的情況下，都極需要國內國外的研究同時蓬勃進行，也就是要有內在的立場與外在的觀點都很興盛配合，方能對這個文明的瞭解與體晤作有意義貢獻。國內的學術研究，向來有教育部、國科會以至於文建會的大量經費分配支持，其數目何止百倍於基金會區區每年兩億台幣左右的預算。然而兩億台幣作合理的計畫分配於全球近四十個國家、三百個以上學術機構的資助，卻為台灣社會贏到無數的友誼，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全球學術界對傳統與當代的中華文化發展有進一步深刻的理解與欣賞。蔣經國基金會在創立時的宗旨中明白地表示：『本會期望以中華民國日益繁榮的經濟力量、經由純粹學術性交流的途徑，使世人更能充分瞭解中華文化之價值，促使中華文化融入並成為人類共同文化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基金會十年來支持全世界一千二百件左右的研究計畫，其中有許多確實對中華文明在全球文化趨勢下所居的地位以及其價值作出很有意義的評估，我自己作為中華文化的研究者之一，在研讀這些研究成果時常常能體出會到其中重要的意義，每每也以此而有所自慰覺得多少未負董事會與國人的委託，也沒有辜負當年先師李濟教授教導我公平分配學術資源的本意。欣逢基金會成立十周年慶典之際，謹草記本文以追憶說明十年來的若干主要過程，並藉以向愛護本會的各界人士敬致謝意。
蔣經國基金會十周年慶--中國研究何去何從？
(Wm.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 撰 王德威 譯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十年，首要的成就在於它對各項計畫兼容並蓄，充分彰顯了公正自由的精神。蔣經國先生去逝以前，他的名字在西方常易引起諸般聯想，如故步自封的民族主義、毫無妥協餘地的反共立場，以及以「反攻大陸」為政權合法性訴求的一黨政治等。雖然蔣先生實際的貢獻與此頗有出入，但對不明究理的人而言，想當然爾的成見總是難免。
正因為對蔣先生的印象有此誤差，不少西方學者曾對蔣經國基金會的成立抱持保留態度，擔心它的運作將受限於狹窄的意識形態格局，或聽命於國民黨、或鼓吹反共主義及其他保守價值。但十年後的今天，這些揣測偏見應當早已因基金會的實際表現一掃而空。十年來基金會支持了相當廣泛的學術及教育計畫，它對「中國研究」一辭的包容性，較諸西方任何一種廣義開明的定義都毫不遜色。而它的研究範疇不僅及於中國大陸所有地區，也更延伸至東亞各個深受中國文化洗禮的社群，甚至其他足以引起比較觀照的地方。就我個人所知，基金會甄選申請案件所持的標準，與西方的大基金會不相上下。就是基於這一原因，美國的主要學術基金會才不斷尋求與蔣經國基金會合作的機會；所有合作的項目都是在雙方互無妥協的共識下進行。
我明白個人對蔣經國基金會的瞭解尚有不足之處，與其他人的經驗也許並不相同。我僅能就一己所知略抒管見。但我的看法並不僅出於個人對基金會表現的期許；事實上，我更希望藉此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關懷焦點遠超過蔣經國或任一支持中國研究的基金會。問題的重心是：所有類似的基金會推動學術研究時，都不免將其視為一種無限擴張的學術工業，這一觀念的基礎何在？學界毫無限制的投注大量心力研究微不足道的題目，我們已見怪不怪。這一風氣每每以「創新」或「突破」等陳辭作為自我抬舉的藉口。它聲稱眼前的發明或發現空前絕後，殊不知所作所述其實前有來者、甚至只是對前賢的曲解。所謂的「新」竟可能來自對固有事物的「新」破壞。
學界這種不斷擴張研究版圖的熱衷--甚或衝動--當然不是沒有任何基礎：或曰人類對新知的渴求是與生俱來的本能；或曰現代文明對知識成長的信念與外在世界擴張的趨勢相互為用。但在拙作《東亞文明》（East Asian Civilizations；根據哈佛大學Reischauer講座系列所成的專書）的最後一章，我曾由東亞傳統視野以及現代生態關懷的角度，質疑下一個世紀我們是否仍能如此漫無節制的擴張。我對此一擴張心態的合理及有效性深有所慮。至少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的領域，我們傾注與時俱增的精力鑽研微乎其微的課題，已暗示學術量化的研究方式，恰恰招致適得其反的結果。就像新聞媒體與娛樂工業一樣，我們潛心枝節微末的研究，有如參與瑣碎的智力競賽節目或微逐無謂的「世界紀錄」體育成績，忘其所以，以致擔誤了對任何更重要問題的思考。
在這樣一種環境裡，從事學術及贊助學術者必須對那些以「空前絕後」、「銳意突破」為名的研究計畫，更加警覺。有些計畫號稱「前無來者」，可能根本就是因為計畫本身一無是處，因此才從來乏人問津。
我想起了孔子及其門人言談中對聞所未聞的事物的對應方式。這類的表達方式通常暗示了一種審慎或存疑的態度，如「吾嘗聞……（一件值得接受或合宜的事物），吾未聞……（一件沒有根據、不由正道，應予駁斥的事物）。」對維新之士，我的舉證也許顯得保守反動。當然，我們如果僅是因為一件事物聞所未聞就排斥它，未免顯得沒有理性，無所用心。但我們仍應捫心自問，在判斷一件事物的好惡時，我們所根據的是信而有徵、放諸長遠的基礎，還是標新立異的時尚？當我們推崇「新奇」或「原創」性之餘，我們是否已惑於學術市場的新品牌、新配方，屈從學術消費主義，棄實質研究於不顧？如果對人云亦云的陳腔濫調提出質疑是為學者的本份，我也許可以就學界市場化的現象再舉一例。我們現代對「刺激」（exciting）一辭的濫用，已經到了習而不覺的地步。這顯示學界的心態與一般大眾一樣，動輒以震撼驚奇為能事，從而忽略了深思熟慮的步驟。
當學術工作取決於情感的挑逗或遐想，這代表了知識及道德上可恥的退步。遺憾的是，我們今天時刻遭遇各種以「新奇」、「刺激」為名的學術花招，毫無任何實質或理念為其後盾。
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否定新的世界仍有待征服，新的學術領域仍有待開拓。但當我們越來越遭遇到成長的侷限以及經濟擴張的阻礙時，我們必須再思「成長」的意義：所謂成長不應只是持續的擴張，而且也意味更深刻、更縝密的修養。我們所要征服的新世界也許正是我們已經失去聯繫的舊世界、或是曾被我們忽視為的內在境界、或是我們未曾仔細耕耘的根源。因為我們的疏失，我們使得賴以生存的文化變得淺薄無根，彷彿按照「用過即扔」的消費經濟原則，我們以自我損耗為目的。我們的神經及感官如此過分的緊繃，儼然要成為痙攣病患者--被拉緊到崩潰臨界點，再也不能承受更多壓力。
我們如今困於無從建立任何確實的標準，來判斷研究計畫的價值及其長遠可行性。主要的難題在於學術論述話語本身已經如此分崩離析而且過分專業化，缺少共同的基礎，而可以付諸公斷的輿論標準也所剩無幾。現代生活變得如此複雜，也難怪各基金會的因應之道是將自己的專業領域圈限得更為狹窄。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是定義自己的特別任務，將責任範圍清楚畫定，然後排除任何不符明文規定的申請案例；沒有總覽全局的企圖，惟見分門別類、照章行事的規矩。
與此同時，各個大學及研究機構對所謂有「突破性」的計畫愈來愈趨之若騖。為了追逐學術卓越性及領導地位，教育的目的已為專業訓練及技術運用所取代。但這個現象不是所謂的「科學」研究與「人文藝術」相對抗，也不是如C. P. Snow所述「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相接頭。我們今天的人文學者其實早已變得「技術化」了；他（她）們各有自己的技術、專業及意識形態話語，夾纏晦澀，那裡還能相互溝通？不僅此也，我們也看不出人文學科對人之所以為人，對人之為完整個體而非局部片斷，顯示任何關心。甚至所謂的「多元研究」及「科際整合」的計畫也很少能超越耍弄時新花招及當令字眼的侷限。這使得我們不再能就共同的重要話題，相互切磋。
從教育方法上來說，這一危機顯示於許多「通識課程」非但無法強調課程的中心共識，反而聽任學生從五花八門的角度學習。如此一來，學生不能整合他（她）們對人文問題的共同關照，也不能藉由一公共的議程聚合問題的焦點。
話說回來，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觀看事物不同的方法。但教育也應提供學生一個共同討論問題的基礎，一種引發對話的方法。教育應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瞭解問題的急切及重要性，並據此尋求決定而非臆測-為學之道正在於訓練價值判斷的能力。在學習過程的彼端，我們不能奢求大家了無異議，有志一同，但至少我們應期盼學習的方法與目的可以作為日後不斷對話的起點。教育的目的是發揮我們彬彬有禮的潛質，即使對終極關懷有多深的歧見，我們依然能夠進退不失風度。
對我而言，這樣基於通識的對話必須與「先進」的研究並行不悖，兩者互相增益，以期對話更深更遠。在今天這樣的多元文化世界裡，東亞的人文資源-特別是中國的儒、道、釋三家及其他的文化-可謂深在其中。我們的對話不能偏廢此一中國人文經驗。在大學的通識教育及對任何文明共同關懷的持續討論裡裏，中國經驗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惟有超越了入門課程的階段，通識教育才能更加啟迪我們對於學術真諦的嚮往與追求。
今天的學術風潮如此的擴散離析，要賡續我們彼此間的對話談何容易？但我們總應該找尋一個起點。蔣經國基金會的領導者及顧問們殫精竭慮，這些年來已經為促進學術共識、引導人文對話貢獻良多。未來自然仍是持續此一努力的最佳動力。
為了不讓我的看法流於空泛，我願提議一個專門範疇，有待我們致力研究--即東亞教育史的重估，及其對傳統及現代通識價值的貢獻。十九世紀末東京帝國大學初建，規畫大學東亞史新課程時，首度提及東亞教育史的項目。我們今天當然可以比這作得更好！每一位東亞研究學者都該知道，教育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如果我們學界不是捨本逐末，汲汲追求偏門小道，對教育的百年大計我們又豈能置之不顧？
地區研究主題之轉變--中國研究的方向
許 倬 雲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創立的宗旨是獎助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研究，促進世人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瞭解，本會支持的研究項目，列舉了五項，也都在上述宗旨的範圍內。今天本基金會成立十年，獎助項目遍及專題研究、學術會議、專著出版、青年學者論文撰作及幫助教研單位改進擴張事項。
本會北美委員會的運作，開始最早在北美的中國研究園地，本會的支援已呈一支重要的力量。十年來成果的涵蓋面，可由本會工作報告中見到，此處毋須贅述。本文所及毋寧是「中國研究」一解在這十年來的變化。
凡此變化，不能全由分析本會獎助計畫項目上窺見，因為每年審查通過的計畫項目只有申請項目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本會收到的申請項目，也不過是北美各學校及研究計畫總和的一部份而已。然而我們仍可由本會工作涵蓋各個項目中察覺一些變化的軌跡。
本會對於學術機構的補助最大一宗為支持學術單位增設教員名額。最初數年，申請這一補助項目的學校，大多數要求增設中國語文教學的職位。這一趨向，逐漸轉變為中國歷史教職，然後又漸以中國宗教及中國文化的教職為多。這一趨勢，一方面反映了由研究工作及研究中國文化的實質，另一方也顯示了研究重點，逐漸由敘述走向闡釋。這一趨勢，大致吻合世界各地人文學術界關注重點及研究方法轉變的大勢。
在研究計畫及學術會議的申請主題中，我們也可約略看到一些變化的方向。最初幾年，上述兩類計畫，大致都不難歸入某一學科的專業範圍。最近數年，則跨越學科的計畫漸多；尤以學術研討會議，已不易歸入傳統的單一學科。因此，同人審查申請案時，往往必須由不同的分科審查小組同時平行審議。
本會同仁與北美有關中國研究的基金會與學術團體，有經常聯繫。由這些正式與非正式的接觸中，我們也察覺另一變化的趨勢。最近福特與路斯兩大基金會都在獎助跨越地區的研究計畫。所謂跨地區，其實還不僅是跨越國界，甚至跨越文化圈。凡此跨區研究，也不再只是比較研究，而且更注視及於地區之間與文化圈之間、種種人群、資源與觀念的移動流轉。舉一例言之：我任教學校的同事已與友校興趣相近的學者，合作進行大西洋研究計畫，其涉及的項目包括跨洋交通、貿易、移民……。又舉一例：猶太人分散各地，歐洲各諸國幾乎無不有猶太族群，而各地猶太社區之間，仍隱然合而為一個猶太文化社會。這一現象歷史工作者稱之為Diaspora。現在史學家借用此詞，泛指同一族群的分散移徙；於是有非洲黑人的分散、歐洲白人的分散，也有學者提出華人的分散。跨區研究的現象，加上前述研究角度趨向闡釋及研究方法趨向科際合作，都會對於「中國研究」一詞定義引發相當根本性的反思。
首先，我們必須思考「中國」的定義。「中國」包含政治團體的國家、人群組合的民族及文化系的文化，三重意義。在古代，中國就是「天下」，其中只有差序格局的政治秩序（皇朝），而文化體系是普世的文化秩序，其中只有純雜之分：用今日的釋彙，即是所謂核心與邊陲的區別。人群組合的民族，在這一文化的秩序中，則是有內外之別，文化的差距決定了族群的親疏。這一整套觀念，在進入民族主權國家組成的現代世界秩序時，原有的「天下」意識，忽然失去意義，隨之民族與文化兩層意義也必須重作界定。但是，大多數中國同胞還並未有意識的重新界定這三重意義，也因此未能有意識的找到自身所屬三重體系的不同定位。至今，世界是文化多元的列國體制，我們正在隨著大局，嘗試認清自己的定位。不過，隨著世界還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在二十世紀將要結束時，上述列國體制的秩序卻又走向另一種組織體系，其中主權國家不再是人類社會終極單元；人類社會又在走向全球性的世界體系，一種類似中國歷史上的「天下」體制。在這一體制內，依然有民族與文化的多元性，而凡此多元的分歧，在新的「天下」格局下，又將如何適應彼此的共存，逐步調整定位？這一逼人而來的問題，不但中國人必須思考，所有世人也都必須思考。中國人曾有過的「天下」觀念，可與新起的形勢互為比證，則中國人的經驗，更值得研究。
另一個大題目，則是文化的內容。文化是人類心智所則，其中包含思想方式、價值觀念、組織形態，以至文化活動（例如音樂藝術）及衣、食、住、行……。過去，中國的文化精英認識的內容是思想、宗教、典章、制度以及高層次的文學、藝術。人類學的文化定義比較寬廣，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道，無不是人類心智所則。近來，許多研究文化的學者，則將其注意，專注於過去所謂通俗文化，尤其注意一般文化體系的個人，如何參預這一文化集合體。對於「中國文化」內容的認知，見仁見智，人人可以不同。只是我們不能規避這一問題。
在「中國文化」的範圍所及方面，如果我們意指政治體的邊界，則中國文化所及範圍，曾經不斷改變：中國有過普世天下的文化，中國有過夏夷的內外區分，而在近代中國也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經驗。歷史上，中國文化的界線，並不與政治體（國家）的界線疊合。我們認識這一動態的調節變化過程，較之勉強侷促於政治體的範圍內，或是更能看清中國文化的特色。
在文化的內容方面，人類學的文化內容，不僅十分寬廣，而且對於你我一般常民而言，也更為親切。即使以意識形態層次的文化為研究主題，哲學與宗教的微言大義，如何滲透於常民的生活中，涵化為常民心態，以至規範常民的行為，這些課題的重要性，其實不下於解析社會上層的精緻文化。二十世紀的世界性發展趨勢，是一般常民的自覺。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均是這一趨勢的表象。我們對文化內容的界定，恐也難以躲避這一常民角度。
至於前文提到跨越文化體系與跨越地區的廣角研究，其實也是人類社會走向世界體系過程中，必須走過的一步。人類歷史上，文化交流、人群移徙、商品流通，都不是新題目。從遠古以來，這些活動無時不在各地默默進行。現在世界體系正在成形之中，檢查這些跨地區與跨文化的活動，必然可以有助於體會到天下一家的形勢。中國的地理週邊是東亞與太平洋地區。正如大西洋地區的整體性，中國與其所在鄰居，也有相當的地區整體性。擴大視野，超越我們的「自群」意識，當可有助於認識自己，也有助於認識他人。
循此方向，跨地區、跨文化國的研究，也不能僅以考察、交換、交流、移徙諸題為限、文化比較、制度比較：：凡此諸項比較研究，也可提供思考的角度，尋索發展的特色，甚至從殊相中，歸納若干通相。同時，文化的內容既較過去的界定為複雜繁富，則過去單學科的敘述與分析，勢將有所不足。於是，本文前述的跨學科研究，可能使前所未加注意的文化內涵，呈顯不同的意義。
總之，中國研究與中國文化研究，正如其他地區研究及文化研究，在範圍、內容與主題等各方面，均有擴大與深化；相應的，研究方法也須結合相關學科，旁敲側擊，使人類文化的某一部份，經由敘述、分析與闡釋，尋找對於此時此刻人類社會發展可能呈顯的意義。
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是為了豐富人類的心智，開拓人類的胸襟，使我們自知也知人，這是學術工作的無用之大用。為此，學術研究的著眼點及研究的著手點，都會隨著時空改變，有其相應的改變，本會的宗旨是研究中國及中國文化，在本會十年之時，本文為此提出這一連串問題，當作我參預本會工作的反省。
本會獎助諸項研究教學計畫，一向是在接納申請案之後，由擔任審查工作的各單位，逐級篩選；本會從未提出自己的研究計畫。本文所提出的問題，雖與本會宗旨所訂工作範圍，有密切的關係，會中服務同人都無法自己提出申請計畫，--這是避免「利益衝突」原則造成的困境。所幸本會歷來曾加支持的諸項計畫內，已有數案的研究方向與目的，也是對於中國研究與中國文化研究，嘗試有所檢討。舉例言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近代中國發展，主旨在尋找中國近代變化的脈絡；杜克大學的多年發展計畫，是組織多學科合作的研究團隊；匹茲堡大學的多單元，多媒體中國文化教材編製計畫，設計為各個專題單元之間的多種組合，庶幾學生能約由此領略一個文化中不同層面與角度之間，自有其複雜的呼應。這些計畫，正是為了本文提出的問題，嘗試從教學研究各方面，尋找其意義。我也盼望學術界同仁，在這一方面多所努力，使「中國研究」常有新義。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蔣經國基金會在北美的歷史性角色高 英 茂
欣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創建十周年佳節，很值得回顧基金會過去十年來的活動、貢獻及任務，並省思展望基金會未來的使命。在二十世紀的百年中，對中國文化大地區的研究，不論從研究的方法、內容、理論的各個角度看，都有極大變化。在北美地區，中國研究發展過程，大致有三階段：
一、傳統漢學（Sinology）時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漢學研究一般以人文學科為主，特別注重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研究成員大部份來自在中國有長期經驗的退休傳教士或外交官及其後裔，有受過完整正規專業高等教育訓練的學者專家。在此時期雖然有少數大學開有少量有關中國的課程，但大部份集中在人文學科；在社會科學中，則極為稀罕。在這些學府裡，起碼必備的師資及圖書設備亦均相當不齊全；在社會科學方面，問題則更為嚴重。
二、「中國地區研究」（Chinese Area Studies）時期二次大戰後，美國變成了世界的超強。東西冷戰鬥爭的惡化、中共革命的成功以及中蘇聯盟的崛起等等，變成了對美國國家安全及世界領導的嚴重挑戰。這些戰略挑戰迫使美國急需收集重要研究資訊，從各方面知識去認識敵人；瞭解共產運動如何產生，共產極權體制如何運作，中蘇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何在，而美國又應如何有效地對付這些敵人。
這些戰略性挑戰，很快轉變成了學術問題：如何動員學術界，急速開發有關敵人的資訊及知識，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及戰略利益。華盛頓終於通過「國防教育法案」，動用巨額聯邦預算，支持重要大學院校及智庫設立研究所、開設新課程、推展語言教育、增設圖書資料等，從事針對中蘇集團進行研究並積極培訓大批專家。
在中國研究方面，民間的智庫社團及基金會等亦均被動員參與。美國學界最高社團，如「社會學研究理事會」（SSRC）及「美國學術社團理事會」（ACLS），就動員設立全國性「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JCCC），從事協調推動美國全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及教育。主要民間基金會，如福特（Ford）、魯斯（Luce）、洛克菲勒（Rockefeller）等，亦均被動員參與，慷慨解囊去支持對中國的研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就是在這種非常特殊的冷戰戰略考量情況下產生的。既被政府正式指定為重要「地區研究」（Area Studies），對中國的所有研究必須強調對當前情況的分析，並特別注重社會科學專業的領域。因此，對中國的研究也就從注重文史的傳統「漢學」，轉型為「中國地區研究」，擴充涵蓋文史與社會科學兩邊的研究。
在「地區研究」時代的初期，其實中國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相當粗糙膚淺。因過份強調中國的「獨特性」，而不願試用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可能是一大原因。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強烈籠罩及實證資料的缺乏，可能是另一原因。因此，我們可說，在這一時期中國地區研究及社會科學雖已會面，但並未深入交流。
三、新「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興起
在八０年代，對中國的研究開始走出狹窄格局的「地區研究」，邁向社會科學專業導向的「中國研究」新思維；在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的應用上，真正走入社會科學的主流，帶動了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緊密整合。此整合動向可由下列幾個層面清楚看出：
1）學術課程的整合
今天有關中國課程，在主要大學院校，已全部納入專業科系，充份表示兩者之間，對專業理論及研究方法，不僅有高度的共識，更認為彼此之間可發揮互補互利的關係。
2）研究方法及理論架構的整合
近年來，有關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研究計畫，無不積極採用相關社會學專業的理論架構與方法設計。從問題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到研究假設（research hypothesis）的設計及印證，無不依賴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累積成果的啟發。
3）研究主題議程（research agenda）的整合
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的整合，當然也就會帶動研究主題的整合。今天主流社會科學所熱中研究的主題，如現代化、民主過渡、持續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文化轉變等，也都成為中國研究的熱門題目。其實，此整合現象也反映出，中國研究與社會學的互動，已達到了互補互利的難得境界。
近五十年來，中國研究及社會科學互動關係的發展，當然可視為前者長期生長及成熟的過程。但我們不能忽略，冷戰所扮演極為特殊的「正面」歷史角色。不過，冷戰的結束卻也產生了效果正好相反的「負面」衝擊。
蘇聯的解體、毛澤東式極權主義的消失、鄧小平型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興起等等，終於在八０年代後期結束了冷戰。冷戰的結束，卻也結束了美國對共產強權安全威脅的顧慮。因此，美國政府也就刪除了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國防教育」資助，包括對「中國地區研究」的大筆資助預算。尤有進者，美國民間基金會亦隨著跟進，削除對地區研究的支援，並改換跑道，開始強調支持後冷戰時代的新議題，如環境保護、世界饑餓、人口壓力、社會安全等新問題。因此，後冷戰時期對中國研究財源的大量削減，立刻對所有長期從事中國研究的大學院校、研究中心及個別研究人員，造成財源危機的衝擊。
就在此財源危機黑雲滿佈的關鍵時刻，蔣經國基金會在一九八九年宣布成立，並立刻以實際行動參與支援中國研究的行列。自從美國政府及主要基金會退出支持中國研究的舞台後，蔣經國基金會變成了對中國研究最大的獎助者。自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蔣經國基金會平均每年撥出五百多萬美元支援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活動，包括國際合作研究獎助類、研究機構獎助類、學術研討會類、編著出版計畫類、資深學者補助類等等。在過去十年中，資助各種學術活動的金額，總共約達六仟多萬美元。
大約一半以上的獎助預算使用在北美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在北美地區得到獎助者，共有來自二百四十二院校的八百二十三獎助申請案。在獲得對個人或校方獎助的二百四十二院校中，各種獎助金額總合在十萬美元以上者，有八十三院校；而所得獎助金額總合在二十萬美元以上者，則有四十七所大學院校。大致百分之五十五的獎助，分配到社會科學方面。這些獎助，對急待輸血的中國研究，可算是一股可貴的「雪中送炭」助力。
今天，中國研究的緊急財源危機雖然已成過去，有時我們還是難免要問，在一九九０年代假如沒有蔣經國基金會的及時出現，今天北美地區中國研究的處境又將如何？
在蔣經國基金會十年運作下，台灣研究也是一個重要受益者。「台灣經驗」所涵蓋的經濟發展、民主轉型及社會轉化等本身，當然就是很好的社會科學研究主題。此外，實證資料的豐富、田野調查之易行、資訊暢通的自由等等，更是社會科學的誘因。在全球學術及資訊交流自由暢通的今天，台灣也常被引用為多國比較分析的對象。
尤有進者，蔣經國基金會特別設有「中華民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獎學金」每年二十名，專門提供給來自台灣在北美攻讀社會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生。長程而言，此筆獎助對台灣社會及人文學界急需人材的培養，具有極重大意義。展望將來，我們深信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援任務，對中國研究的持續發展，具有密切的連鎖關係。在社會科學方面，中國研究必定會進一步與社會科學繼續互動整合；兩者之間專業理論的交流與研究資料的交換，將成為彼此互動整合的重心。
在此發展大方向之下，下列幾點個別動向，頗值吾人注意：
一、從一般性、宏觀研究走向更仔細精密的分區、分部的調查分析
以整個中國為一分析單元的作法，忽視了其境內不同地區、族群、社團、階級之間及其中各部門的差異性。宏觀的概論不僅無法闡釋社會的真情，更歪曲了各分區、分部的差別。因此將來的研究走向，一定會更加重視將分析單元盡量細分--從結構的平線面到垂直面、從組織的正式面到非正式面等--以求對社會現象闡釋的充份正確及完整。
二、從單點時空的分析走向多點時空的比較分析
單點時空分析常受特定時空條件的限制；而多點時空分析則可比較分析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特定制度在結構上及功能上的彈性適應及變化過程。比較分析不僅可以應用在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不同制度下各部門的比較研究，亦可運用到中國體制與外國制度的比較分析。
三、從個案敘述性分析到理論的建立及研究假設求證
沒有理論架構的敘述性研究，對社會科學知識的累積及印證，沒有什麼幫助。因此將來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中國研究的設計，必定會要求理論架構及有系統研究假設的設計。在研究過程中，必須使用實證資料，通過量化或質化分析，去查驗所提研究假設的正確性，或設法建立自己的理論架構。
四、從純學術理論研究走向實用公共政策分析及政策設計
當社會科學所發展的理論及模式日形完善，並能發揮更大的闡釋力及預測力時，社學科學就能發揮「應用科學」的地位及功能。屆時社會科學的知識，就能應用到實用的政策分析及設計，去處理實際的政經及社會問題。西方較先進的社會科學，如計量經濟學及人口社會學，已開始扮演不少政策設計的功能。我們可預期將來中國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當亦會試圖跟進。回顧過去十年，我們可肯定蔣經國基金會在中國研究發展歷程上，所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此角色可從二項發展清楚看出。一則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蔣經國基金會在中國研究財源危機時，適時伸出了大力救援之手；二則在一九九0年代，當中國研究從狹窄「地區研究」向社會科學專業轉型時，蔣經國基金會對此轉型工程的持續發展，也作出很大貢獻。
在二十世紀中，中國研究的成長及轉型確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今天的中國研究已不再是社會科學的旁觀者。不論在理論架構或研究方法領域中，中國研究已充份參加了社會科學的行列。雖然中國研究的理論建立，實證研究及資料累積與主流社會科學相比，仍還有一段距離，但值得慶幸的是兩者之間已有良好的掛鉤，同時也開始努力試圖建立互補互利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我們深知，任何學術大業推展都是相當艱難的，必須要有長期的決心及不停的努力。推動中國研究的持續發展當亦不例外。不過，適值十周年大慶的今天，蔣經國基金會確可為過去十年的角色及為未來繼續努力的決心而引以為榮。
記 一 個 美 好 的 經 驗
林 文 月
二十餘年前，我正從事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的譯註工作，在工作進行大約三分之一有實際表現可觀時，曾試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申請資助。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後，我先後收到兩封「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信，一封是公文，通知我未能獲得資助；另一封是該會執行長的私人函件，語氣委婉但誠懇：表示他個人十分肯定我的工作，但礙於某種立場，基金會無法給我資助，希望我能諒解。我了解那信中所稱「某種立場」，當係指申請人所屬國籍為「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的日本，一面倒向中共，台灣的學者或學生都很不容易進入其學術界進行所謂「國際交流」，我的申請被退回來，大概並不是不合乎其要求、也不是表現不佳，而是當地學術界的取決受制於政治考量的緣故。
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成立，我添列為國內地區的十三位諮議委員之一，由於實際參與一部分的工作，對於其宗旨及運作情況有所了解，故知這個基金會係以學術促進、交流、合作為出發及終點，是超越政治框架的組織。有一年，我在美國某大學任客座教授，曾於系主任辦公室看到一位平時相當左傾的美國教授拿著一些申請表格，要求系主任為他簽名完成手續，他說：「這是趕辦C.C.K.Foundation 的，他們非常generous！」我當時內心欣喜，因為C.C.K. Foundation不僅資助學者們的研究工作十分慷慨，而且只要內容及條件合乎宗旨及水準，對於申請人及其合作對象的國籍並不預設限制。多年以來，申請人或其合作對象為政治立場左傾者、或屬共產國家的學者、甚至於中國大陸學者，只要研究計畫具有學術價值及公正態度，多能得到經費資助。
從民國七十七年至八十五年，我連續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國內諮議委員。初時，於每年十二月舉行第一次審議會，由各委員就其專攻學術立場提出研究計畫之審查人二至三名；次年三月，再舉行第二次審議會，一方面參考審查人意見，另一方面由各委員提出專業的或客觀超然的意見，而於該年預算經費內做成取捨標準，再提呈董事會做最後決定。其後，為了精省時間、精力及經費，經各位委員商議而決定省略十二月份的會議，改由基金會函發申請計畫書於各委員，而每人於限期內寄回審查人名單；僅於每年春間三月開一次會，其效果卻無遜於前。
我曾經出席過各種各樣的學術性或文藝性的審議會，但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這八年的經驗，確乎是十分愉快而令我難忘的。八年之中，相關的大小會議，我沒有缺席過一次，也從未遲到或早退過一次，這固然是自己天性認真，也因為在那八年之中，我始終是十三位諮議委員裡唯一的女性，所以格外自覺必須塑立一種「典範」才行。事實上，據我的觀察，這個基金會歷屆所聘請的每一位諮議委員，不僅各自代表某種學術專業的分野，且率皆持有公正大度的胸襟，於發言表決之際，最能看出超然的處事立場。
對於一位諮議委員而言，其個人的專業知識固然很重要，而於相關學術的全球性動向，則又不得不經常保持密切注意，因為在審議申請計畫或申請人與國外合作對象之間虛實關係及工作分配當否，都有賴這種特殊觸覺為判斷。八年之間，我個人雖然主要的審議範圍在於「文學」或所謂「漢學」，但由於這份工作的關係，使我不得不格外注意國內外的學術動向，而庶幾免淪為學術的井底之蛙；同時，於聆聽其他委員評論之際，也增加了我對於非相關學術的關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席審議會，有時因所討論之申請計畫與自己專業相去甚遠而不發一言，但也依然受益匪淺。
至於每一次的審議過程，氣氛雖融洽卻非常嚴肅，尤其是三月份的最後審議，通常都會選在星期日，利用各委員無需上課、上班之日，花費一整天的時間連續反覆討論。我通常都會比準時稍早到達會場，但總是有人比我更早到。稍事寒暄後，各人找一個習慣坐的位置，桌上有一大疊文書堆放著，那些便是研究計畫申請書及審查意見書。大家都默默地埋首其間，有人戴上老花眼鏡，有人摘下近視眼鏡。到達開會時間，即使有人因事稍微遲到，主席通常都會宣布開會，先宣讀前次開會記錄，或其他較次要事項，邊開會邊等待，以免虛擲時光。全體出席到齊後，遂進行逐案討論。先由相關學術立場的委員發言，再由其餘的人就周邊事項或提疑問、或要求解釋。每一件申請案件都經過仔細討論，甚至重新要求看原始文件資料以為進一步的了解。
通常，各類申請案件經初審作業淘汰不合條件者，餘下總在三十件以上。除上、下午各休息大約半小時，及中午吃食便當的時間外，這一整天都是處於聚精會神地思考、討論、聆聽之狀況中，但無人會稍顯不耐。大家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每一個申請案件都是經由學者專家費心勞神安排計畫而來，如何於其間比對高下做成取捨，豈能不戰戰兢兢如屨薄冰？如果一切順利，傍晚時分能將全部案件討論完畢，則投票以表決取捨之分界；但我記得有一年件數稍多，且問題較複雜，眾人意見分歧，持續反覆討論，晚飯之後又審議至夜深始得結果。那一次令我印象最為深刻，既勞累卻又舒坦，因為覺得已經盡力反覆思考討論而問心無愧了！
十三位諮議委員之中，難免有時會有人直接或間接牽涉申請案件之中，譬如某人負責大學或學術機構的行政業務，而案件正由其所隸屬之單位提出申請，則投票之際依例皆須退席迴避以求公正，至於所得票數，係將累積數目除以實際投票人數，故並不至於影響其結果。整個會議過程，每人的發言都有錄音存留，而每一次投票亦皆有票據存置。
作業透明而態度公正持平，沒有政治的偏見或種族的歧視等等預設立場，一切以學術價值為考量準則，是我這些年來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審議會所親身體驗的美好記憶，雖然如今已退出其間，我將以曾經擔任過這樣的工作為榮。
介 紹 史 景 遷 教 授
(十周年慶特邀演講人)陳弱水Jonathan D. Spence教授，中文名為史景遷，是一位享有世界性聲譽的中國史專家，也是當今英語世界極具個人風格的重要歷史學者。史教授在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格蘭，劍橋大學文學士。一九五九年以交換學生的身份，至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深造，師從Mary Wright教授，攻讀中國近代史，並曾至澳洲，在房兆楹教授的指導下研讀清史資料。史教授於一九六五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即留校任教，直到今日，現在是耶魯大學歷史系史特林講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並擁有美國學術院院士等多項榮譽。
史教授著述宏富，已出版專書十一本，論文集一本，以下選擇幾部能代表他的治學風格的作品，略作介紹。史教授興趣廣博，早期治學以清朝初期的歷史為主。他的博士論文是《曹寅與康熙皇帝》（Ts'ao Yin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論文寫完後一年（一九六六），即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曹寅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史教授利用中國學者研究《紅樓夢》挖掘出的大量關於曹家的史料，探討清初的政治與文化情態，撰成一部細緻生動的初試諦聲之作。史教授在一九七五年出版《康熙自畫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這本書依照不同的主題，把康熙皇帝對自己的零星描述組織成文，儼然是康熙自傳。此書的根據全在原始資料，但構思新穎巧妙，文筆優美，能使異國久遠的往事陳跡在讀者心中留下鮮活的印象。《康熙自畫像》不但在學界獲得好評，而且普受一般讀者的歡迎，可以說是展現「史氏史學」特殊風格的開端作品。
一九七九年，史教授出版了《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這本書穿插利用地方志、地方官的見聞和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描繪十七世紀後半山東郯城庶民生活的幾個片段。王氏的故事是本書的最後一個片段。她是一位已婚的女性，一次和人私奔，離開丈夫但又被愛人所拋棄，走投無路之下，回到丈夫身邊，後來在一個雪夜被丈夫勒死。這本書的一個特色是，史教授以《聊齋誌異》為素材，試圖呈現庶民的心靈世界（蒲松齡是郯城的鄰縣人）。著名文學理論家Harold Bloom曾評論此書說：「無論如何判斷這本書的性質--小說或歷史重建，這都是一部風格與敘事的傑作。」《康熙自畫像》與《王氏之死》奠下了史教授在英語文化界的聲譽。《王氏之死》出版之後，史教授未再撰有清初歷史的專著，但據我所知，直到八０年代中葉，他還在蒐集這方面的資料。
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史教授治學的另一個重點。在這個領域，他寫有四部專書。第一本出版於一九六九年，綜述從清初到二十世紀中葉活躍於中國的西方人物，後來又出書論述利瑪竇和胡若望，胡若望是一位十八世紀初隨耶穌會教士赴歐的廣東小人物。史教授的最新著作，今年才出版的《可汗的大陸》（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則探討自馬可波羅以來七百年間，中國在西方心靈中的影像。這次史教授來台為蔣經國基金會所做的講演，主題也和中西文化的互動有關。
除了以上所述，史教授也不斷試圖構築中國近代史的大體圖像。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九九０年出版的《近代中國之追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這是目前英語世界廣泛使用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此外，他還有專書考察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革命的關係，一九九六年並與夫人金安平教授出版一本以照片來呈現過去中國百年歷史的書藉。
寫作以外，史教授也擅長演說，他在耶魯大學每兩年開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導論課，通常都吸引五百位以上的學生修課，經常要動用十位左右的助教才能應付，已成為該大學的傳奇了。史教授研究中國史近四十年，但他精通各種歐洲語文，西方文化的素養非常深厚，書中經常引用西方詩文，又常在重要的文學與文化刊物撰寫與中國有關的散文和書評。可以說，他不但是一位專業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少有的，能以精緻的文化言語向西方閱讀大眾闡釋中國歷史的知識人。